大学生这个词,太沉重了...._心情物语

每年夏季这个时候，听到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，就是高考，有孩子或亲属参加高考的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或亲属考入理想的大学。没有孩子或亲属参加高考的，也对别人的良好高考成绩大加赞扬，称其将来一定会有出息，都是极力奉献出各种祝福和吉利话语。
　　我这时往往默然不语，或悄然离开，因为对别人来说：“大学生”是可炫耀的光荣，是对能力的肯定，是最美好的希望。而对我来说，“大学生”三个字太沉重，我为此付出了别人不曾付出的代价。
　　一
　　第一次被叫“大学生”，叫出了我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叫出了我无比的恐惧。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只是个小学生，但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，能够阅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，在没有小说和其他读物的时候，我就抄《新华字典》，每个字都抄下了，并阅读其解释，多少也记住了一些，所以我的知识比所有同学都丰富，学习成绩也是特别的好，几个天真无邪、顽皮捣蛋的同学因此给我起了一个外号：“大学生”，意思是我比大家都强，象有文化的“大学生”。有人把外号告诉了我的父母，我的母亲于是很高兴，也把我这个外号当做美名到处传扬，我却极度恐慌，一再劝母亲不要再把“大学生”当好事到处说了，这可是了不得的罪名啊！
　　我的母亲极其固执又天真善良，根本没把我的哀求当做一回事，在她心目中，大学生是光荣的，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大学生，是一名技术员，虽然常年在工地、在外地的工程中奔波，但毕竟不是体力劳动者，每月有几十元的收入，是个“铁饭碗”。而只有初中文化的母亲，从单位“下放”，没了工作，只能在短暂的夏季打“毛子工”，还得到处求人才能谋来这一份临时的工作，每天在建筑工地出大力流大汗，脱坯、搬砖、推车、筛沙、和泥，早出晚归，每月辛辛苦苦才能挣十来元补贴家用，她想让我象父亲那样凭本事生活，不想让我象她那样凭力气生存，所以将来让我成为“大学生”是她最希望的。
　　但父亲和我都明白，当“大学生”的好事绝不可能轮到我的头上，我不是又红又专的学生，所以当“大学生”也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事，将来当上当不上也不会失望或伤心，但现在把“大学生”这个外号叫出去，则大祸不远矣！
　　虽然我在心理上知道“大学生”外号可能对我产生的致命杀伤力，但是祸躲不过，无论是同学还是我的母亲，都没有被我阻止，他们照叫不误，终于这个外号传到班主任的耳朵中，引起了她的高度警惕。她与其他教师一样都没有上过大学，对大学的了解大都来源于电影《决裂》，来源于那句著名台词“马尾巴的功能”。
　　本来就认为我有走“白专道路”的嫌疑，这回有了真凭实据，当“大学生”说明我学习态度不端正，妄想逃避“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伟大号召，她想深查阶级根源，找出我是从家庭里接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确凿罪证，但结果令她失望，我们家不是贫下中农，贫下中农至少有简单的生产资料或少许土地，而我的父亲是孤儿，比贫下中农还贫，贫到一无所有，只能为地主富农当牛做马做雇工，是农村的无产阶级，是彻底的革命队伍的人。但她也绝不肯放过多少年才遇到的一个坏典型，只能就我自身进行批判了。
　　针对一个同学召开了专场批斗会，这在我们建班以来是惟一一次。老师定好了批白专想上大学的基调，要求全班同学必须参加批判，人人发言，如不发言者，与我同罪论处。其实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，同学们的政治觉悟比我高不到哪里，发言的内容也五花八门，上纲上线也上不到点子上，最轻松的反而是我，我只是站立起来，听大家发言即开，费腿而不用张嘴。而同学们却竭尽脑汁想发言词，人人必须过关，又难以轻松过关，他们这时感到知识有用了，没有知识和文化，连恰当的发言词都想不出来，于是几位座位离我靠近的红小兵干部，趁老师不注意，小声向我求救，让我教他们用什么词批判我自己。我有几手绝活的，其一就是嘴唇不动，却可以说出话发出声来，就用这种方式在老师眼皮底下告诉了他们几句批判词，他们现学现用，老师很满意，侥幸过关。还有的发了几次言，都不合乎要求，甚至模糊了界限，有替我张目之嫌，竟也被罚站陪我挨斗。我自己被批斗，还觉得好玩，而让同学陪着，却于心不忍，就开始施展我的另一手绝活：挤眼泪。我当时可以随时挤弄几下眼皮就涌出泪水的，不用象别人用唾沫往眼睛上抹，我带着鳄鱼的眼泪向四下扫视，同学哗然，老师一看，高兴了，把我批哭了，终于可以收场了，宣布批斗会胜利结束，解救了一批发言没过关还在犯愁的同学。
　　课下同学们马上忘了批斗会的事，与我如以前一样和好，其实“大学生”本来就是他们闹出来的，并非我本意，我被批斗他们应有一大半的责任。
　　批斗会虽然结束了，但惩罚刚刚开始，老师认定我想上大学的动机是躲避到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，她于是每次劳动（我们当年的劳动也特别多）都分配给我最苦最累的活儿，锄草给我最荒的垄，割麦给我最长的垄，而且不允许同学发扬团结友爱精神，让我自己干完，经常是同学们干完了休息，在吃干粮喝水，我还在烈日炎炎下挥汗如雨，但我挺了过来，每次都是完成任务，没让她抓住一次再批斗的把柄。
　　其实班级真正想上大学的另有其人，他的母亲深谙社会风气，当时实行工农兵保举上大学，保举最主要依据的就是档案，其中一直当学生干部的机遇最大，因为只有又红又专的学生才能当干部。于是他母亲找到班主任或是学校领导，班主任让他当上了班级最高职务的中队长，遗憾的是我们毕业后取消了上山下乡政策，恢复了正常的高考制度。
　　他的班干部身份没有派上任何用场，本来按老政策最有希望上大学的他没有上去，而原本最不可能进入大学的我却靠成绩轻松考入了大学。
　　　　二
　　　　我从大学毕业，回家乡分配到了一个政府机关的对口单位，我是单位历史上第一个本科大学生，领导面对刚参加工作的我，没有以往经验可借鉴，只告诉我每天要扫地，遇到劳动等要主动抢着干，尊重老同志等。这些我也做到了。但面对领导在工作中的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事，尽管与我个人无关，我却是挺身出来，为被屈者叫屈喊冤，领导从来没遇见这样的部下，在思索探讨后终于恍然，我虽然是大学生，但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，就是没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　　我们这一代人，躲过了我们哥哥姐姐们经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但总有例外，我就没有避过去，在当年的“知青”基本都已经返城之后，终于还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我一个人到广阔天地去“大有作为”了三年。
　　行前，领导语重心长地交代，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业务，要全面学习农村工作，虚心向所有人拜师学习。
　　我谨记他的指示，到乡政府，揣个笔记本，每个办公室都去学习，学习他们的工作范围、工作职能，他们下村，我跟着下村；他们到田间地头，我就跟着到田间地头；他们起早，我就起早；他们贪晚，我就贪晚。很快，村村屯屯都走到了。某次与一位乡政府助理下村，他已经在乡里工作了五年，到了一个村，找村长，居然村长不知有他这个人，怀疑其身份，而助理介绍去了没几个月的我时，村长却非常热忱，对我知之甚多，才解了僵持的窘状，助理是即庆幸，又嫉妒，庆幸有我就相当于是活的介绍信，嫉妒是我去了不足百日，居然比他的知名度都高。
　　其实我是认真按领导交办的指示去做的，无论在乡里，在村里，我都是老老实实地干活，不端干部的架子，不耍上级的威风，在乡里劳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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