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漠，甘肃凉州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出版长篇小说《大漠祭》、《猎原》、《狼祸》、《白虎关》，以及学术专著《我的灵魂依怙》和《大手印实修心髓》等，作品曾荣登“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”、荣获“第三届冯牧文学奖”等多个奖项，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。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代表性作家，作品在《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》有重点论述。
　　敦煌古称沙州，位于甘肃最西端，以莫高窟和敦煌学闻名于世。
　　相较于时下追求时尚的人类，敦煌人追求的，是另一种人生价值。
　　因为祁连前隔，沙漠后绕，敦煌人的生存空间相对封闭，极少有外界的喧嚣扰乱心灵，敦煌人便有时间去思考一些诸如灵魂和信仰之类的事。因为历史文化的深厚，大多的敦煌人都有着哲人的深邃。他们眼中，人的一辈子如同过桥，那“过”便是目的。要是你过于贪婪地想在那桥上做些事或是造房子，是很滑稽的事。我的朋友讲过一个温州人的故事，他身患绝症，却仍是到处买房炒房。当我将这个故事讲给敦煌人时，他们会无一例外地冷笑。他们会说，霸了千贯霸万贯，临亡了霸下四块板。那四块板的意思是棺材。他们认为，那些追逐利润的温州人真是莫名其妙。他们为啥不好好享受呢？难道他们不知道，世上的钱是挣不完的，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
　　明白了无常的敦煌人总想建立一种岁月毁不了的价值，或信仰宗教，或追求功德，或献身艺术。于是，敦煌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绘出了敦煌壁画的无名的大师。他们是懒得管那名呀利呀的事的，因为他们明白，那些世人追逐不休的东西，其实是过眼云烟，无论你咋个执著，它总会远去消散的。
　　自以为“想透了”的敦煌人总爱想一些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理由之类。有时，活的理由比“活”的过程更重要。为了这种活着的理由，他们宁可放弃生命。这种理由有时很大，可以承担历史的责任。比如，敦煌莫高窟，就是由那些无名的大师们一代一代开凿并彩绘的。老一代人死了，少一代又接续了，一代一代，不定经历了多少年，才有了今日的格局。这便成了那些人活的理由。这一点，跟我用二十年生命写反映一家农民命运的《大漠祭》、《猎原》、《白虎关》是同样的性质。
　　敦煌人的人文性格以“安分”为本。十几代务农为生者比比皆是，一抔抔掩埋了一个个安分守己的灵魂。
　　一代代敦煌人沐浴的，是敦煌文化独有的营养。最具代表性的，是一部叫《吕祖买药》的变文，它以神话故事的形式，从始到终都写了一种和平智慧，吕洞宾向药铺老板——其实是观音所化——买四种药：父慈子孝家祸散、兄宽弟忍顺气丸、妻子贤良消毒因、一切随缘化气丹。那么，如何制造这四种药呢？用本分——为人要本分——四两、孝顺——为子要孝顺——三钱、老石头——做人要实在——做个引子、好肚肠——做事度量要大——放上一条，将此四般药材放到“容人案”上切——意思是要宽容，放到“宽心锅”里炒——还要将火心盖住，放到“三思”箩儿里箩，如此等等。这类制药的过程，就是教化人的一种方式。千年来，渗透了佛道和平理念的文化一直这样教化着，敦煌人的心态就变了，他们就会变得爱好和平，不爱争斗。在敦煌人眼里，所有的罪恶中，杀戮是最缺德的事。
　　敦煌人从来不欣赏“赵氏孤儿”那样的复仇故事。他们津津乐道的，总是那承载着大善的佛经故事，并将它们以壁画的形式定格了千年。他们总是说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”，“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敦煌人知足常乐，没有侵略性，没有排外性，任何人到敦煌都能生活得很好，他们甚至可以活得比当地人更好，敦煌人不会忌妒他们，反倒对他们有种由衷的同情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性，那些盗宝者才每每得逞于一时。
　　敦煌人讨厌暴力，爱好和平。敦煌文化中渗透了和平理念。被和平理念熏陶了几千年的敦煌人骨子里是看不起那种被称为“智囊”的人，称之为“软蛆”——就是那种在屎尿里乱滚的苍蝇的卵。敦煌人对文化是相当尊重的。他们宁愿用土块擦屁股，也不会把有字的纸当手纸。农民们修建房屋时，都会在庄门上面放上书。他们对文化有一种由衷的敬畏。
　　所以，敦煌人对于商场的那种血肉混飞很是厌恶。他们想，穷了穷一些过吧，何必像瓶子里的毒蜘蛛那样你咬我，我咬你。他们知道，无论咬出个啥结果，输了的，最后是一个棺材结账；赢了的，同样也是一个棺材结账。你折腾上个“公家”人或当官的，也不过将那棺材变成“骨灰盒”而已。
　　他们说，争来斗去，真没意思。F107
　　明日本报将刊载作家雪漠笔下的嘉峪关